帝颁布《授民田爵令》后，关中隐民已所剩无多；不在内史户籍的关中人口，基本都是匪盗流寇。

    而关东，尤其是东南沿海，以及梁、赵、楚、齐等地，隐民很可能有数以百万。

    当然，对于长安中央而言，能直接受到农税的，始终只有关中这九百余万户家庭。

    关东地界，除了直属中央管辖的郡县，其余部分，无论是被封给诸侯王的国土，还是封给彻侯的食邑，都是不再像长安中央缴纳农税的。

    其中，诸侯国的农税由诸侯国自有的政治系统收取，再取其中三成，作为诸侯王给天子的‘上贡’，上缴少府内驽。

    至于彻侯封邑，那就更简单了——本该缴纳给政府的农税，直接由彻侯收取。

    这也是‘食邑’一词的由来：彻侯赖以为生，就食以此的封邑。

    而彻侯封邑的租税，一般就是按照朝堂农税税率‘十五取一’的农税。

    比方说，当朝丞相酂侯萧何，食邑酂县一万户，就是酂县的一万户人家，将每年收成的十五分之一，交给萧何作为租税。

    按如今汉室家家户户百亩田，平均亩产二至三石来计算，每户人家每年所要上缴的农税，大概是十五到二十石粟米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当朝丞相酂侯萧何，除了丞相职务每年四千石的俸禄之外，封国租税一项，还会有十五到二十万石粟米的收入。

    比起十数万石的租税，那四千石的俸禄，对萧何而言显然不值一提。

    当朝丞相都如此，就更别提其他的功侯贵勋，尤其是那些赋闲在家，没有俸禄，只有封国租税的彻侯了。

    如此说来，长安朝堂，乃至于整个功侯元勋阶级，都对暴涨的粮价视若无睹，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了。

    很简单，还是拿酂侯萧何举例：如果粮价每石百钱，那萧何当年收入租税十五万石，便价值一百五十万钱。

    可若是粮价涨到每石千钱，那萧何当年的租税收入，就会变成一千五百万钱！

    按照汉室成年男子每年二十石左右的口粮消耗，无论萧何再怎么酒池肉林，封国产出的十五万石以上的粮食，都不可能全被萧何一家吃完。

    不单萧何，凡食邑千户以上的彻侯，其当年租税收入的九成，甚至九成五，都是要卖出去换钱的。

    这就使得原本应该充当裁判员，替百姓平抑物价，稳定粮价的整个长安朝堂，都成为了粮价暴涨最直接的既得利益者。

    ——此时的朝堂，别说三公九卿了，就连担任长乐宫西南宫门门尉的吕产，都顶着个洨侯的爵位！

    除了阳城延这样极端特殊的例子，在如今朝堂，谁要不顶个几千户的彻侯食邑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‘朝臣’！测试广告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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